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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持续发展，国际上关于中美关系的新概念不断涌现，从2005年“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到去年的所谓G2和“中美国”，都成为媒体上热议的话题。实际上中美关系的现实定位，并非某些名人的主观期待或想象所能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国际格局和双边关系的客观基础。对相关概念和中美两国的现实地位进行深入的考察，将有助于我们认清两国关系的实质，也可以帮助我们辨明G2 和“中美国”提法的不切实际。
　　一、G2与“中美国”概念
　　（一）相关概念辨析
　　“中美国”的概念是由哈佛大学经济史教授尼尔?弗格森于2007年3月5日在《洛杉矶时报》上以“买下中美国”为题的撰文中首次提出的；而中美“两国集团论”即“G2”,则是由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滕在2008年夏季出版的《外交》杂志上发表的“平等的伙伴关系”一文中首先提出的。尽管常常被相提并论，但这两种观点各具特色。前者的特征是认为中美应合二为一相互满足。弗格森“创造性”地把China（中国）与America（美国）合成一个新词“Chimerica”（中美国），并宣称“中美国”这个概念是指最大消费国美国和最大储蓄国中国构成的利益共同体：美国和中国不是两个国家，而是同属于一个叫“中美国”的国家，它们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一个储蓄一个消费，一个出口一个进口，一个提供产品一个提供服务，一个储备外汇一个印制美元。他声称“这是极好的联姻，相互补充”。G2的重点则是强调中美不应再纠缠于效率低下的国际社会或国际组织，而应通过两国单独的密切合作来应对金融危机。弗雷德明确表示，如果中美合作，会使G2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WTO运作得更好。
　　这两个概念出台之初并未引起很多关注，随后逐步成为世界媒体的焦点，主要源于它被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所转述，尤其是大名鼎鼎的战略家基辛格也发表了类似观点，主张美中两国应建立一种“命运共同体”，将两国关系提升到类似二战后大西洋两岸关系的高度；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巴马总统的政策顾问布热津斯基对此的积极附和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倡导者的目标与企图
　　1．自救不如求救。弗雷德和弗格森等人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提出这些主张的，反映出其对当前特殊的国际局势和中美实力对比变化的深刻思考。金融危机出现后，美国经济遭到了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以来最严重的打击，各类刺激方案似乎未见明显收效，主要的西方盟国也都受创严重；与此同时，中国不仅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而且其保有的巨额外汇储备也让各国眼馋。他们渲染中美合作，实际就是为了更好的利用中国多年积累的国力储备，通过首先坦率承认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给中国一个光鲜的名分，诱惑其挺身而出，努力展现自己“负责任”的态度，帮助美国和世界尽快摆脱金融危机的困扰。
　　2．打压不如诱导。当前在中国的崛起势头难以阻挡而美国的实力相对衰落的局面下，将中国纳入自己主导的国际秩序并为之做出贡献，是美国最可取的选择。弗雷德曾表示：“唯有强调两国集团的做法才能诱使中国加入现行的全球经济秩序”。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也不加掩饰地说：“就是要通过建立两国集团来改造中国。”既然中国的国力增长和中美的相互渗透使得以前的“接触与遏制”政策难以继续奏效，不如转而采取积极诱导而非对抗打压的手段来获益，成本低而收效大。同时由于长期以来中国不断受到掌握着国际话语霸权的西方国家的敌视，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民众中出现了一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他们十分憎恨外国对中国的丑化与贬低。美国学者突然发出友好的声音，给中美关系描绘出如此诱人美好的合作前景，自然易于打动不少国人的心，也给美国借助巧力改造中国提供了便利。
　　3．借助他国牵制中国。当前欧盟是最大的经济体，日本的经济规模也超过中国，美国不愿与这些老朋友共管世界，反倒邀请“非敌非友”的中国来分享权力，一方面因为这些国家或联盟不会轻易接受美国的诱惑成为其走卒，另一方面他们也清楚这是个得罪人的差事，谁跟超级大国共管世界都会被世人憎恶，他们对美国也许无可奈何，但会把气撒到其合作者身上。如果中国愿与美国为盟，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眼里就成为帮凶，同时也必会招致俄罗斯、日本、欧盟等的醋意和敌意。
　　4．忽悠者的私心。这次有些大人物跟着渲染，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他们中有些不是单纯的政治家，而是脚踩政治商务两只船，通过对华发出友好言辞，他们就更容易拥有其他“老外”梦寐以求的游说机会，可以利用自己能说上话的优越条件向国内希望在华开展业务的公司收取佣金，这或许是其打着国家合作旗号的个人目的。
 
　（三）国际社会的反应
　　G2和“中美国”的概念出笼后，美国国内首先出现了反对之声。著名的《外交》杂志刊出题为“G2的海市蜃楼”的文章，表示承认中国的重要性无法掩盖双方利益、价值观和能力的错位。虽然美国需要与中国合作以应对全球挑战，但进一步提升双边关系而不解决两国的实际分歧不会有什么结果，最终将形成互相责备而不是成功的伙伴关系。美国前助理国务卿阿布拉莫维茨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上撰文表示，G2的模式很可悲，其结果可能为美国的盟友日本带来致命一击，从而在日本国内引起危险的政治后果；而美日中三边机制要优于G2。总统候选人麦凯恩也表示：“我们强烈支持类似G20的会议，让所有国家都参与非常重要。”美国的盟友们对此也议论纷纷。欧盟官员表示更推崇将欧盟包括在内的G3而不是G2；法国前总理法比尤斯说：“现在一些圈子流行所谓的G2，指的是由美中组成的共管，将能解决所有问题。坦率地说，这完全是幻想。”丹麦政府亚洲事务高级顾问普莱斯纳在美国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上发表文章，认为“G2对中国和全球治理都不利”；欧中论坛创办者高斯也撰写了题为“G2不符合复杂现实”的文章。日本《产经新闻》在题为“G2理论是否成立”的文章中说，G2招来了众多的反对之声，虽然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的确重要，但如果把美中关系称为G2，就会深深伤害美国与日本、印度等其他亚洲盟国和友好国家的关系。而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专家瓦西里?卡申更是坦言，中国拥有的大量美元储备让美国人暂时看到了贷款的希望，但随着危机的加深，中美两国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的分歧就会明显暴露出来。美国与中国不可能建立同盟，美国只是想利用中国来遏制俄罗斯。
　　二、美国对华表态为何越来越积极
　　长期以来，美国政府一直缺乏一套明确连贯的对华政策，不同政府上台或者同一届政府的不同执政阶段，其对中美关系的界定也时常会出现明显波动。英国诺丁汉大学教授郑永年对此的解释，一是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变化，即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给中美两国的政策选择都带来了很大的制约；二是大国军事力量隐性化，军事实力因受制于经贸关系的相互渗透而无法体现出来。这些因素导致美国的对华政策很难定型。（郑永年：“为什么美国很难确定其中国政策？”［新加坡］《联合早报》2007-6-12）中国学者时殷弘认为，美国遏制中国的发展力不从心，并且会损害美国的战略设想和经济发展；而包容中国则会显著增进中国的国力和国际影响，美国必然会对此疑心重重。两者相互抵触难以协调统一。（时殷弘：“中美关系基本透视和战略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7 年第4 期，第9页）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用简单的二分法认识道出了美国多年来缺乏连贯明确的对华战略的原因：“专家间的不一致性说明我们应简单地判定中国有50%的可能向外侵略，50%的可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区域大国。”（Joseph S. Nye：“The Case for Deep Engagement”,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1995, p.94）因此接触与遏制都不是最合适的选择。还有学者表示，由于美国社会存在多种中国观，因此无法制定出统一的对华政策。这些人的认识概括起来无外乎一点，就是权衡与中国发展关系的利弊没有共识，因此也就难以确立清晰明了的对华战略。
　美国对华认识的根本性调整出现在2005年美国国内的中国问题辩论之后，经过超过半年的激烈论战，各方最终产生两大共识：一是中国的崛起无法阻挡，二是中国崛起后的前景难以预测。此后，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发表了题为“中国往何处去？从正式成员到承担责任”的演讲，正式提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概念，并为美国政府所坚持，这标志着美国官方的对华认识趋向于积极客观。佐利克在其阐述中表示：“今天的中国不寻求传播激进的反美意识；中国虽未实行民主，但也不认为自己正与全球民主制度进行最后搏斗；中国虽然有时实行重商主义，但并不认为自己正与资本主义进行殊死斗争；最重要的是，中国认为自己的前途并不取决于废除现行国际体系的基本秩序。”因此他建议“不要把它排除到国际体系之外，而要在其内部提高影响力；不要把它孤立到全球化之外，而要制定战略把它与全球连接起来；不要促进共产主义革命和意识形态斗争，而要在经济增长、政治军事实力和国内关系中追求利益。……如果中国与美国的步调一致，（世界将会看到）未来的问题是更容易还是更难解决。”这一表态意味着美国承认中国国际地位的日趋重要，试图将中国纳入到美国建立的现有国际体系之中，并借助于接触、鼓励、引导等积极手段而不是遏制对抗等消极手段来促使中国完成美国所期待的角色转换。
　　多年以来，对华定位从敌人、竞争对手、非敌非友、合作伙伴到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美国显得愈发务实，而这一调整也是有充分依据的。从能力上看，通过武力崛起的国家都有在境外进行大规模作战的能力，而中国军队难以离开近海，更无法威胁美国；从表现上看，中国并不对外输出意识形态，这被佐利克视为中国与苏联最根本的不同；从效果上看，中国自身的发展对周边乃至全球经济都有明显的带动作用；从预期上看，美国面临的需要中国积极配合才更容易解决的难题越来越多；于是唯一难以确定的就剩下中国的意图。尽管美国找不到任何中国强大就会与其争霸的有说服力的证据，但美国仍然发展出了占绝对优势、令人难以望其项背的强大军力保障。凭借这一依托，既然“中国的威胁”只是潜在的，而其价值却极为诱人，那么对美国来说最好的结局显然就是在准备好应对中国挑战的同时，将重点放在引导中国积极融入这一进程，转化而不是遏制中国发展所释放出的能量上，使双方成为世界新秩序里的“利益攸关者”。在此基础上，美国愿意接受中国的兴起。从这个角度看，G2、中美国的概念与“利益攸关者”的内涵基本一致，是后者的延伸和发展。
　　三、中美关系的现实基础
　　（一）中美国力的客观差距
　　中美之间的国力差距究竟有多大，这一直是个热门话题。国际上对此的评估千差万别，甚至有美国学者鼓吹10到20年后中国就能赶上美国。其实问题远非如给出个数字那么简单。
　　首先，要考虑用来比较的具体指标：是采用GDP总量、购买力平价折算后的GDP、人均GDP、还是可持续性人均GDP（绿色），算法不同则结论迥异。相对来看，最后一种是最合理的指标，但恰恰也是这种算法体现出中美之间最大的差距。
　　其次，怎样的数学模型最有说服力。目前几乎所有的算法，都建立在中美分别维持当前经济增长率的前提下，这本身就缺乏依据。第一，落后国家经济增长初期都因他国有技术样板或前车之鉴而拥有迅速缩短代沟的现实条件，但在技术差距接近以后经济增长减速几乎是必然现象，因为这种方式得到的是“鱼”而不是“渔”，依靠引进和模仿的模式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规模后，要继续保持增速只能依靠自主技术革新，而这正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差别。第二，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已经完成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换，社会内部扭曲基本理顺，没有多少动荡因素，经济增量不需再为了补偿社会内部的磨合而消耗太多，基本属于一种纯增长，也就是说增长主要都投入到扩大再生产和改善生活方面去了。中国当前的发展还没有超脱“内阻性”模式，高速发展过程中逐步积累的社会矛盾不断显现，收入差距拉大、环境破坏、资源浪费等社会问题对发展的阻碍作用会愈发明显。
　再次，不应忽视基础性的社会因素。社会整体文明程度、诚信程度、社会保障水平、国民受教育水平、可持续发展能力，尤其是市民社会的发展状态，都是衡量社会成熟度的基本指标，同时也是影响国力水平的重要因素。
　　最后，历史条件差异明显。美国建国时就直接进入了资本主义，其突飞猛进的阶段消耗的是全世界的自然和人力资源，但现在已没有这种社会条件；美国搭上了工业革命的快车，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其发展基本未受外界多少干扰，已顺利发展200多年，而中国始终步履蹒跚，稳定发展时间较短。
　　以这样的视角来观察，可以看出中国的综合实力相比美国还差得很远，尽管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当前中国的经济总量仅占世界的6%，国民生产总值只有美国的1/5，尤其是科技、教育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落后美国很多。在这一背景下，在金融危机面前能保住就业所需最低经济增速已属不易，中国何来余力去帮美国管理世界？
　　（二）金融危机对美国的实际影响
　　金融危机究竟对美国造成了多大的影响，我们不妨抛开单纯的经济增速，更全面地考察美国的实力变化。首先，这次危机并未改变美国的一超地位、没有危及美元的霸权、更没有降低美国在全球各领域的特殊影响力。大家都知道减持美元、储备多样化会更安全，但环顾四方却无美元的替代者。其次，危机也没有改变当前大国基本战略态势的对比、没有动摇美国与其盟国战略合作的态势，美欧日的合作无论其规模还是内容都非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可比，实质上的关系亲疏仍一目了然。再次，美国的软实力也没有因为经济危机而受到多少削弱，提出“巧实力”外交的奥巴马政府的上台甚至还帮助改善了美国的国际声望。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都未发生质变。
　　（三）美国对华的主观认识
　　美国官员虽然提出了“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概念，但也明确表示中国尚未“达标”。2006年8月3日和4日，美国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在国会以“中国是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吗”为题举行了听证会。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柯庆生明确表示，中国现在还不是“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除了军事不够透明之外，它在国际上的一些作为也令美国失望。在他看来，这只是一个实现互利合作所需的基本步骤，并非一个已经实现的现实。2007年2月2日，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他再度确认了这一定性。
　　与“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不同，在“中美国”和G2的概念出台以来，只是一些美国学者和前官员在大肆渲染，美国官方并未对此予以确认，他们应该很清楚，中美两国间现有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互信，而且双边关系的发展主要仍受到利益驱动，而不是像美国与其西方盟国那样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因此，在美国眼里中国仍然是个异己，与中国开展合作也是形势所迫。况且美国国内历来充满危机感，时刻想着如何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某种威胁。美国一直十分警惕紧随其后的其他国家，拼命拉大与追赶者间的距离，如果差距从100米减小到99米都会让他心惊胆战，没完没了地叫嚷你威胁了他，这时防着你还来不及呢，怎么可能鼓励你与他平起平坐？
　　四、中国应如何应对
　　胡锦涛主席于2009年4月1日在伦敦会见奥巴马总统时，双方一致赞同要建设“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这实际是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延伸。此举意味着中美官方对于两国关系的定位具有基本共识，并未受到国际上沸沸扬扬的各种“新概念”的干扰。但G2的提法毕竟已在国际国内引发了广泛复杂的反应，中国有必要做出适当应对。
　　首先，对这一设想给予明确表态以打消其他国家的疑虑。温家宝总理在前不久出席中欧峰会期间，利用记者招待会的机会首次明确阐述了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强调中国支持建立多极世界，并称中美共治格局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错误的”。利用一个非正式场合使用适当的语言公开表达官方观点，反应既有分寸也有助于安抚国际社会普遍存在的担忧。
　　其次，对待肉麻吹捧最好的办法就是淡然处之。美国是个多元社会，国内说什么的都有，无论好话坏话我们都没必要太当真，因为中美关系的发展自有其内在规律，不是哪位名人的哪句名言就能主导得了的。未来的两国关系只能是存在分歧但更注重合作的建设性关系，摩擦虽不可避免但也不至于演变成严重冲突，毕竟时代不同了，经济全球化为相互的客观认识减少误判提供了条件，而各国对双赢的共识也胜过独占。
　　再次，时常自省才是心静之道。当前中国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不是在国外，而是在国内。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就像一辆动力十足的新车，为了高速赶超领先者，对于行驶中出现的小毛病只是小打小敲，现在遭遇全球经济危机，就像路上出了一道大沟，不静下心做个全面体检就没有后劲了。当前只有努力做好自己的事，练好内功才是根本，把中国建设好管理好，把需要解决的问题切实解决好，不管别人说什么我们自己心里就都有谱了。
　　最后，避免过多口号渲染并不意味着拒绝开展务实合作。事实上对G2表态都很低调的中美两国政府均把精力放在了具体行动上，合作而不排他，作为而不称霸，这才是一种可取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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