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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和大家一起交流讨论的主题是“努力构建清风和煦的廉政生态”。
　　清风和煦的廉政生态就是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什么是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所谓风者，党风、政风、世风、社风、民风、学风、作风之谓也；所谓气者，骨气、志气、节气、正气、民气、人气之谓也。风气既体现于个体，更作用于社会，并在社会层面上形成一种普遍性品格和阶段性标记，最终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发挥正相关或负相关的作用。所谓政治生态是生态学的方法运用于政治领域所形成的理论概念，‘生态’一词，本意上指一个生物群落及其生存发展的系统之中，各种因素的相互联系制约所达到的相对平衡结构。政治生态也就是政治系统或政治体系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政治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所形成的生态联动。政治生态是相对自然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秩序而言的一种社会政治状态，实质上为一种“软环境”“软实力”。良好的政治生态可以概括为四个字：“政通人和”。
　　十九大报告对反腐形势作出判断并明确目标：“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巩固压倒性态势、夺取压倒性胜利的决心必须坚如磐石。”腐败问题是一个顽瘴痼疾问题，过去几年中我们党在反腐倡廉方面取得的开创性、历史性的成就，关键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有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三亿”定力和强有力领导，改变了党内多年来难以改变的积习，树立了清新的前所未有的政风。
　　下面，我从正确认识当前反腐败斗争新形势、正确认识当前腐败新特点及反腐思想误区、正确认识当前一些地方政治生态屡遭污染的原因等方面，来探讨当前如何构建清风和煦廉政生态问题。
　　一、正确认识反腐败斗争新形势
　　在今年1月13日十九届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历史性、开创性成就，产生了全方位、深层次影响。我们坚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健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坚决扭转一些领域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管党治党不力状况，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记得若干年前王岐山同志一次会见国外学者的记叙文在网上引发热议。他指出，“长期执政的党的自我监督、自我净化压力很大，我们意识到这仅仅是开头，但我们的信心是从实践中得来的，还要走出来。难啊，自己监督自己啊。我自己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医学上有自己给自己开刀的唯一例子，可以在网上查到，俄国的西伯利亚的一位外科医生给自己割过阑尾。这是唯一的病例，说明自我更新、自我净化很难。” 王岐山同志这番话与其说是感慨现实，毋宁说是直面现实，透露出的或许正是把反腐进行到底的大无畏勇气。
　　科学研判反腐倡廉工作新形势，对于我们坚定打赢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场攻坚战、持久战的必胜信心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应该说反腐败斗争形势总体是积极向上的，反腐形势目前呈现以下四个特征：
　　一是反腐力度只增不减。“开弓没有回头箭”。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多次指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在反腐败问题上，我们没有禁区、没有盲区、没有死角。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实践表明：不管腐败问题涉及到谁都一查到底，不管腐败行为发生在何时都一究到底，不管腐败分子逃到哪里都一追到底，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腐败没有“特区”，反腐没有“禁区”，抓腐没有“上限”，腐败分子没有“避罪天堂”，反腐败已经成为从严治党的一种新常态。由此可见，从中央到地方，反腐决心不减、反腐力度不减的态势非常明显。
　　二是纪律要求越来越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纪律建设的论述摘录里有这么几句话：“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严明党的纪律，首要的就是严明政治纪律。”“党的规矩，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必须遵照执行，不能搞特殊、有例外。”从2012年12月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出台的《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到2020年7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一系列的制度法规彰显了中央反腐败、刹歪风的坚定决心，也必将推动全社会树立厉行勤政、反对腐败的良好政风民风。据统计，截至2019年12月31日，2019年全国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36307起，处理人数194124人，党纪政务处分124723人。其中，2019年12月一个月内全国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2401起，处理人数31038人，党纪政务处分20870人。
　　省纪委和市纪委有关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的通报，我已经好多次在全体干部大会上进行了传达，大家对具体案例可能不会记得很清楚，但整体印象应该会很深刻，在这里我就不再展开讲了。
　　三是反腐措施越来越硬。近年来中央常规巡视节奏明显加快，“打虎拍蝇”战果丰硕，“纪检体改”红利初现。可以预见，一手抓从严惩治，一手抓从实改革，两手抓、两手硬，仍将是很长一段时间的反腐主基调和大节奏。在2019年的纪律审查重点中，重点查处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不断改造政治生态环境，用制度有效约束权力，巩固已有反腐败成果并逐渐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氛围。由此可见，反腐只有“进行时”，没有“结束时”。
　　我们再来看看中纪委和公安部部署的“天网行动”和“猎狐”行动。
　　“天网行动”是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部署开展的针对外逃腐败分子的重要行动，综合运用警务、检务、外交、金融等手段，集中时间、集中力量“抓捕一批腐败分子，清理一批违规证照，打击一批地下钱庄，追缴一批涉案资产，劝返一批外逃人员”。2015年3月经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会议决定正式启动。
　　“天网”行动由多个专项行动组成，分别由中央组织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人民银行等单位牵头开展。中央组织部重点对领导干部违规办理和持有证照情况进行清查处理，并对审批、保管环节负有责任人员进行追责。最高人民检察院牵头开展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重点抓捕潜逃境外的职务犯罪嫌疑人。公安部牵头开展“猎狐2015”专项行动，重点缉捕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和腐败案件重要涉案人。人民银行会同公安部开展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专项行动，重点对地下钱庄违法犯罪活动，利用离岸公司账户、非居民账户等协助他人跨境转移赃款等进行集中打击。
　　按照“天网”行动统一部署，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集中公布了针对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等人员的红色通缉令，加大全球追缉力度。红色通报是黄蓝绿黑五种通报中惟一可以对所通缉的人员实施拘捕并进行引渡的通报。中央电视总台播出的《我们走在大路上》第十六集《打铁必须自身硬》，讲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波澜壮阔的全面从严治党历程，追逃追赃布下天罗地网，“百名红通人员”纷纷归案便是其中重要一笔。截至目前，“百名红通人员”已到案60人。他们被从全球19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其中，从英、美、加、澳、新等西方发达国家追回的有40人。美国最多，为16人；加拿大有14人。值得注意的是，外逃人员之中，在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担任“一把手”的多达48人，涉嫌贪污和受贿的比例超过总人数的60%。在外逃人员可能逃往的国家和地区之中，逃往美国的最多，加拿大则成为第二“热门”地区。
　　知识点：什么是猎狐？猎狐2014是中国公安机关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的专项行动。
　　四是群众反腐意识越来越强。群众举报和网络反腐已成为国家反腐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随着网络和媒体的相对自由化和快速的传播速度，群众和媒体对反腐的作用越来越大。例如：对重庆不雅视频、“表哥”杨达才、陕西房姐以及最富女法官张家慧等案件的曝料、曝光、揭露，使一批违法乱纪的官员在公众和舆论的监督之下纷纷落马。
　　重庆不雅视频案：2012年11月20日 网上开始出现时任重庆市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与一名女子的12秒的“性爱视频”。11月23日 重庆市委研究决定，免去雷政富北碚区区委书记职务，并对其立案调查。重庆先后有10名官员、国企高管被免职。被免职人员中，8人为重庆市重要区县或经济部门的“一把手”。这批被“集体免职”的厅局级官员，均与“雷政富不雅视频女主角”有关。像这种性丑闻，一般都不是“性”这么简单，背后必然牵扯着复杂的权钱、权色、钱色交易。
　　“表哥”杨达才案：2012年8月26日，包茂高速陕西延安安塞段发生一场造成36人遇难的特大交通事故。一张新闻图片拍摄到了时任陕西省安监局局长的杨达才面带微笑出现在事故现场，这遭到了公众的广泛质疑。网友爆料称其拥有多块名表、高价眼镜、名牌腰带等，被网友戏称“表哥”“全身是宝”。杨被判处有期徒刑有期徒刑14年。
　　“房姐”龚爱爱案：据网络举报和北京警方通报，龚爱爱共有45套房产，其中北京41套，共计9666.6平米；神木县2套，共计630.38平米；西安市2套，共约400平米。龚爱爱在京的9666.6平米房产是什么概念：约1个标准足球场，相当于4个故宫最大的殿堂金銮殿，折合161套经济适用房。不可否认，龚爱爱事件的爆发，说明了涉房腐败的严重性，也表明我国在社会管理、身份管理体系上还存在较大漏洞，容易为人所乘。此后，神木县出现了富豪排长队注销户口的现象，这也表明龚爱爱事件形成了有效的威慑力。
　　“200亿身家法官”张家慧，被人网络举报，备受社会广泛关注，2019年5月13日，海南省委政法委牵头，成立了省纪委监委、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参加的联合调查组。联合调查组依据各自法定职责，对网络反映的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张家慧和海南迪纳斯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刘远生的有关问题，依纪依法开展调查。联合调查组深入调查，调取相关资料1300余册，查阅公司账务资料15.6万余页，与相关人员谈话1200余人（次），目前有关问题已基本查清。经查，刘远生实际控制或参股的公司25家，资产超18亿元；刘远生、张家慧共同所有资产1341.69万元；张家慧个人资产1430.41万元；张家慧及其子刘某爽共同所有资产255.40万元；刘某爽的个人资产4135.88万元。她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身为司法工作人员，在行政审判活动中指使、授意他人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情节特别严重。
　　由此可见，人民群众对腐败问题的关注越来越广，参与反腐败的途径也越来越多，社会监督意识越来越强。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在客户端推出反“四风”举报功能，群众通过手机拍摄身边的“四风”问题，即可实现“一键举报”。
　　二、正确认识腐败新特点及反腐思想误区
　　当前，反腐倡廉建设工作面临着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诱发腐败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制约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的一些因素还存在，反腐倡廉工作仍然面临着新形势，任务依然艰巨繁重。
　　（一）反腐形势仍然比较严峻复杂。表现在
　　一是腐败“集团化”。个人腐败向团伙、集团腐败发展，串案、窝案、案中案明显增多。
　　如茂名腐败窝案：始于2009年的茂名官场窝案共涉及厅、处级干部240余人，波及党政部门105个，市辖六个县（区）的主要领导全部涉案。案件持续时间长、涉案官员多、“一查一串、一端一窝”，全面崩溃的原市委书记罗荫国供出了100多位官员，媒体报道称，当年在处理茂名窝案时，曾宣布50万以下不追究。2014年，广东省委向中央第八巡视组反馈意见整改情况的通报中，公布了对茂名领导干部系列违纪违法案件中涉嫌行贿买官人员159人的组织处理结果：降职8人，免职63人，调整岗位71人，提前退休1人，诫勉谈话16人。
　　再如，绥化马德卖官案串案：建国以来查处的最大卖官案，此案涉案官员达265名，其中包括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韩桂芝等众多高官，以及绥化市下辖10个县市的众多处级以上干部，仅绥化市各部门的一把手就有50余人。据纪检部门最初的调查认定，从1995年至2002年4月，马德先后收受多人贿赂及礼金1875万元、31.9万美元、12.7万港元、各类物品价值人民币240万元，共折合人民币2385万元。经核实认定，马德受贿人民币502万元、2.5万美元。
　　二是涉案人员职务“高官化”。2012年以来，中央坚决查处了薄熙来、令计划、苏荣、徐才厚等一大批高级干部，特别是查处周永康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打破了“刑不上常委”的规则。
　　苏荣案件：卖官鬻爵，巧取豪夺，误党毁业
　　苏荣在“忏悔录”中写道：“我算了一下，副厅级以上干部给我送钱款和贵重物品的人数达40多人。”“正常的同志关系，完全变成了商品交换关系。我家成了‘权钱交易所’，我就是‘所长’，老婆是‘收款员’。”苏荣卖官，什么人都收，上至省级干部下至副县级干部；什么东西都要，既有巨额现金也有名贵字画、瓷器，连价值仅千元的小摆件也来者不拒；办成的收，办不成的也收，还有收钱不办事的。不少行贿人讥笑他没有一点省委书记的尊严，只是批发“官帽”的商人。以至于流传这样的笑谈，“苏荣在外面的时候想提拔谁就提拔谁，在里面的时候想让谁下去就让谁下去”。
　　三是腐败“部门化”。主要特点是“公权私用”，“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近水楼台先得月”，“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个人化”。如组织人事部门的腐败“卖官鬻爵”、司法系统的腐败“打黑者涉黑”、教育部门的腐败“钱学交易”等等。
　　国家发改委现“审批崩塌式腐败”：
　　共立案查办11人，其中，发改委国家能源局5人，发改委价格司5人、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1人。此案主要有四个特点：一是所在部门权力过大、权力集中是诱发腐败的重要原因；二是在管理和监督机制上，存在漏洞，缺乏监管，审批权运转不透明，缺乏有效的内外部监督机制；三是收钱办事成为这些人的潜规则，大家心照不宣，长期共同受贿，形成窝案串案；四是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涉案金额超过千万元的有6人。其中，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家中搜查发现现金折合人民币2亿余元，成为建国以来检察机关一次起获赃款现金数额最大的案件。据此前报道，魏鹏远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时，其家中发现的现金，动用了16台验钞机，点钞时当场烧坏了四台。
　　四是腐败“年轻化”。由以前的“59岁现象”逐渐变为现在的“39岁现象”、“35岁现象”，年龄愈来愈小，涉案金额越来越大。
　　比如，被千万“好处费”拉下马的80后副局长：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规划局原副局长肖明辉，1980年10月出生于湖南衡阳。2002年毕业于郑州工业大学土木系，后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土木系，2006年获得工学硕士学位。研究生毕业后作为引进人才，进入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土地局，担任建设工程管理主管。2011年8月13日，肖明辉因涉嫌受贿罪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25日被执行逮捕；2012年7月4日上午案件在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时，检方认为，肖明辉在担任洋浦规划局副局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多次伙同张某梁非法收受他人财物1611万余元，单独收受他人现金6万元。2012年10月12日，肖明辉被判处无期徒刑。
　　五是腐败“基层化”。小官巨贪现象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如：被称为“史上最贪科级干部”北戴河供水总公司原总经理马超群，所作所为令人瞠目结舌。马超群家中搜出现金1.2亿元，黄金37公斤，房产手续68套。马超群是个典型的“小官”。在中国的干部体系里，从正国到副科一共十级，2012年以前马超群都是正科，也就是第九级。一个“九品芝麻官”，怎么可能拥有1.2亿的资产？一个自来水公司老总的权力能有多大？借水敛财、横行霸道17年“平安无事”，最终因为什么原因落马？马超群是自来水系统内第一个被定性为“小官巨腐”的。水的权力在马超群的手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据当地干部称，“不给钱就不给你通水，给钱少了就给你断水。”甚至在北戴河的一些中直部门要通水管，马超群也伸手收钱。
　　涉嫌贪污公款、潜逃新加坡并获永久居民资格的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原股长李华波，在缺席的情况下仍难逃法律制裁。上饶市人民检察院依照程序举证，2006年至2010年间，犯罪嫌疑人李华波利用担任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股长的职务便利，伙同他人先后多次骗取鄱阳县财政局的基建专项资金共计9400万元，将其中的2953万余元转至新加坡，其余款项被李华波等人用于赌博、个人消费等。李华波案相关的37人受到纪律处分，其中12人被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李华波潜逃后其跨境转移赃款和伪造移民申请资料的有关证据被陆续提交给新加坡方面，2012年1月，新加坡总检察署以“不诚实接受偷窃财产”罪名起诉李华波。2013年4月，新加坡初等法院判处李华波有期徒刑15个月。李提出上诉。2014年7月10日，新加坡高等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原判，李华波即日入狱服刑。根据新加坡法律，李华波将在服完三分之二刑期后出狱并遣返回中国。2015年5月9日，潜逃新加坡4年之久的李华波被遣返回国。
　　六是腐败“家族化”。个别官员利用职权，在招工、提干、调动、提拔、出国、职称、经商等方面为亲朋好友谋取不正当利益，“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些干部裸体做官，先在国外买房，然后送子女出国留学，过些时候再送走老婆，继而向境外转移腐败所得，最后自己溜之大吉。
　　（二）正确认识和甄别一些反腐思想误区。
　　当前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反腐错误的思想认识，甚至存在于我们的党员干部之中。
　　第一种是认为“越反越腐”。最近几年，我们党查处的腐败案件越来越多，级别也越来越高，于是就有人说“腐败越反越多”了。这种说法是缺乏科学根据的。查处的腐败案件逐年增加，并不等于腐败越反越多，而是反腐的力度在逐渐加大，减少存量，遏制增量。腐败存量是指发生在十八大之前的腐败问题，腐败增量则是十八大后在高压态势下新发生的问题。而如今，“最坚决”“最果断”等措辞，更凸显了从严治党的决心之强烈。腐败分子的存量增量愈来愈少。
　　第二种是“唱反调”。国外查处了腐败问题，有人说“体现了自由、法治精神”；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查处了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孙政才等高级干部，一些人却说“共产党连高官都腐败了”。未查处腐败的高官时，有人攻击共产党只打“苍蝇”不打了“老虎”；查处了周永康等位高权重的腐败分子，他们又说这些腐败分子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些评判都是偏执的，没有根据的错误认识。
　　第三种是认为“影响发展”。5月22日上午，李克强总在今年中国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没有设定2020年GDP具体增长目标。有些同志就会说，原来我们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在7%以上，现在经济增长放缓一定意义上是由于反腐败导致的，自八项规定出台以来，很多地方高级会馆倒闭，高档烟酒跳水，有些甚至还说餐馆生意不好、经济不景气都是八项规定引起的。这些认识都是不对的。如果我们不反腐败，任由腐败滋生蔓延，社会就会动荡，生产力就会削弱，腐败只会侵蚀发展成果，导致社会财富分配失序，减弱经济发展的动力，影响和破坏经济的发展，甚至亡党亡国。公正廉洁是长久繁荣的前提，也只有有贪必肃，才有可持续发展。当前经济放缓是国家政策的调整，是由快速增长转向平稳增长，是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今年不设GDP指标体现求真务实精神。
　　三、正确认识当前一些地方政治生态屡遭污染的原因
　　综合分析当前政治生态建设的总体状况，值得关注的是，在政治生态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既与市场经济弊端的影响和社会因素的制约有关，也与政治文化传统的缺陷、制度约束的乏力、监督机制运行低效和监管不力等因素分不开。
　　（一）正确看待我国当前存在腐败的原因。
　　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绝对的权力绝对使人腐败。腐败的根源一是权力配置过于集中，二是权力运行缺乏制约，三是权力缺乏监督。当前，我国社会存在腐败现象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毒瘤”。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和各种社会矛盾凸显的历史时期，各方面体制机制还不完善，有不少缺陷和漏洞，存在着滋生腐败现象的土壤和条件。
　　二是资本主义思想“作祟”。在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影响乘机而入，同我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封建余思想影响相结合，侵蚀着党员干部的思想，一些党员干部宗旨意识淡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滋长。
　　三是市场经济下的“勾当”。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深入推进，多元利益主体在我国市场上的竞争日趋激烈，少部分不法商人，想法设法通过贴近权力人物获得好处，通过商业贿赂攫取非法利益，从而导致腐败问题发生。
　　四是干部队伍精神“缺钙”。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发生动摇，部分中青年干部缺少严格党内生活锻炼和重大政治风浪考验，容易受腐败病毒感染；一些领导干部没有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心态浮躁、贪名图利和享受。
　　五是制度建设存在“盲区”。警示教育不够扎实，制度不够健全，监督不够得力，预防不够有效，有的甚至存在包庇腐败和犯罪现象。
　　（二）努力消除腐败的负面影响及消极心理
　　在整个政治系统的运作基本趋于正常的情况下，当前政治生态建设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许多腐败的负面影响及消极心理根深蒂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不跑不送，原地不动”的潜规则。干部群众普遍认为买官卖官是最大的腐败，在官场潜规则支配下，卖官者权力寻租，甚至明码标价，买官者投其所好，钱贿、色贿、雅贿无奇不有，不跑不送者的政治发展空间因为这种不正当竞争而被大大压缩。
　　二是“拼搏不如拼爹”的特权现象。现在“官二代”现象比较突出，有的领导干部钻政策空子曲线调动亲属进公务员队伍，有的另辟蹊径通过“党外路线”安排子女进班子。这种封建社会“封妻荫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腐朽思想的沉渣泛起，与党的宗旨背道而驰。
　　这个问题不仅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问题，而且是涉及党和国家能不能永葆生机活力的大问题。如果升学、考公务员、办企业、上项目、晋级、买房子、找工作、演出、出国等各种机会都要靠关系、搞门道，有背景的就能得到更多照顾，没有背景的再有本事也无法出头，就会严重影响社会公平正义。这种情况如不纠正，能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生动局面吗？这个社会还能有发展活力吗？我们党和国家还能生机勃勃向前发展吗？
　　三是“能力不如关系”的关系学。有关系走遍天下，无关系寸步难行。这种“无人不求人、人人都被求”的“中国式求人”往往挑战法律尊严、政府公信力、社会公平和市场规则，必然导致权钱交易、人身依附。
　　四是“琢磨事不如琢磨人”的投机钻营心态。品行正派的人把精力用在事业上，心术不正的人则把心思用在投机钻营上，现实生活中会做人比会做事跑火，“琢磨事不如琢磨人”成了一些人的金科玉律。
　　五是“干的不如看的”的论资排辈现象。时下一些地方存在五花八门的“机关病”：止步不前的“恋旧病”、敷衍扯皮的“推诿病”、萎靡不振的“懒惰病”、麻木不仁的“冷漠病”、华而不实的“漂浮病”、只说不做的“空谈病”。沾染了这些“病”的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习惯于当看客，对干事的说三道四、品头论足，甚至横挑鼻子竖挑眼。
　　六是“做事不如作秀”的形式主义。对于“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说着容易做到难，就是因为“做事不如作秀”在作怪：数字出官，官出数字，层层作假，严重损害政府公信力。不顾经济条件和发展实际，不惜举债集资大搞“形象工程”。
　　七是“摆平就是水平”的伪稳定。一些基层干部中流传这样的顺口溜：“稳定就是搞定，摆平就是水平，没事就是本事，妥协就是和谐。”一些同志把它作为领导学说的真谛，认为只要能够“摆平”，成本可以不计，原则可以放弃，法纪可以靠边。
　　八是“多栽花少栽刺”的好人主义。一些干部把圆滑视为成熟，把世故当成稳重，滋长庸俗的坏风气。回避矛盾，是非面前不开口，遇到矛盾绕着走，尤其是对那些会告状的恶人、会办事的能人、有交情的自己人，更是无限宽容，甚至姑息养奸。<\/td>"); document.writeln(" <\/tr>"); document.writeln(" <\/t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