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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回顾我们党的历程，经历了革命、建设、改革开放三大历史阶段，历经艰难险阻，从1921年只有50多名党员、处在秘密状态的党，发展成为一个拥有9000多万党员、领导14亿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执政党。100年来，我们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历经磨难而巍然屹立，千锤百炼而更加坚强，有很多宝贵经验需要我们认真总结，有很多优良传统需要我们传承发扬。
　　今天这堂党课，我想围绕“重温党史守初心、砥砺前行担使命”这个主题，和同志们作一交流。之所以讲这个题目，第一，这是一门必修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中国近现代史中最为可歌可泣的篇章。学习党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必须修，而且要修好。第二，这是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的重要途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奋斗史。我们要通过学习党史，弄清楚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不断深化对初心、使命的认识和理解。
　　党史大家都学习过，一些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文献、重要人物，相信大家也都清楚。今天我不面面俱到，不作历史大事记，只是提纲性地概括说一下它的历史过程，主要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选取几个片段，讲两个问题，一是“党领导一切”的历史轨迹；二是“两个维护”的历史依据。
　　一、“党领导一切”的历史轨迹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十四条基本方略的第一条，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回顾党史，可以清晰地看到，党的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而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同时，“党领导一切”的原则，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在不断地斗争实践、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中树立起来、坚持下来的，大体上经历了初步认识、基本确立、成熟完善的过程。
　　（一）党的领导原则的初步认识
　　这个“初步认识”，是用大革命的失败换来的。没有领导权，不仅没有话语权、决策权，甚至都没有存在权、发展权。在国共第一次合作和大革命期间，党的领导人陈独秀认为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中处于从属地位，不要领导权。所以，当蒋、汪叛变革命时，无力组织有效地抵抗，最终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一大，我们有党员50多人，二大195人，三大420人。大革命蓬勃发展之后，1927年4月，达到5.7万人。4.12之后，锐减到1万多人。1927年4月到1932年，死难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农群众及其他革命人士超过100万人。我党早期创始人李大钊同志也壮烈牺牲。
　　血的教训让我们年轻的党，意识到了枪杆子的重要性，开始了武装斗争的道路探寻。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八七会议”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由于当时环境极其险恶，会议只开了一天。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批评了放弃革命领导权的错误观念，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断。
　　这是毛泽东首次明确提出坚持革命的领导权问题，表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对坚持党的领导原则有了初步的认识。
　　（二）党领导一切政治原则的基本确立
　　从“初步认识”到“基本确立”，也不是轻轻松松、水到渠成的，过程中还有不少坎坷波折，是在解决“纪律松散”“军阀主义”“流寇思想”等问题中，逐步确立了党的领导制度。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逐步解决了“党指挥枪”这个人民军队建设的最根本原则问题。
　　第一个阶段：“八七会议”到秋收起义前后。“八七会议”之前的南昌起义，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但这时尚处于人民军队初创时期，中共对如何建军和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还没有足够经验，南昌起义失败后的转移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军官和士兵擅自离队的现象1927年9月，起义部队在广东梅州三河坝分兵后，朱德所率部队尚有2000多人，但到江西时仅剩下900多人。秋收起义之后，军官和士兵擅自离队的现象更加严重，部队涣散，当敌人反攻之时，猝不及防、溃不成军，5000余人的起义部队很快仅剩700余人。除此之外，部队没有严格统一的纪律，军官随便打骂士兵这说明当时部队管理是比较松散的。如果不加以及时解决，则这支部队很难形成战斗力，有垮掉的危险。
　　第二个阶段：秋收起义到“三湾改编”。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发动和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起义结果虽然是失败的，但它却开创了一条新的道路，也开辟了第一个农村根据地，为后来各地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大规模发展奠定了基础起义失败后，部队实行战略转移，这一过程中部队从5000人减员到不足1000人。由于没有建立基层党组织，党不能切实掌握部队，加之作战失利、斗争艰苦，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开始动摇。1927年9月29日，部队转移到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后，毛泽东便立即着手对军队进行改编，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这次改编最重要的是实行了党委制，将“支部建在连上”，使“党指挥枪”的原则在党的军队中基本确立起来。“三湾改编”的重大意义不言而喻，从政治上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最早的一次成功探索和实践，标志着毛泽东建设人民军队思想的开始形成。
　　第三个阶段：从井冈山时期到“古田会议”。到了井冈山时期，由于部队的补充来源主要是农民、游民和俘虏，加上连续作战，生活艰苦，部队中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军阀主义、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等不良倾向有所滋长，长此以往，就会有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1929年12月底，“古田会议”召开，会议明确提出，实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和制度，会议创造性地解决了在农村环境中，党组织和军队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条件下，从加强思想建设入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建设一支党坚强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问题，明确提出了“党对军队的直接指挥权”。古田会议，标志着“党领导一切”这一根本政治原则基本确立。
　　（三）党领导一切政治原则的发展成熟
　　“党领导一切”这一原则在土地革命战争的实践中不断发展，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进一步走向成熟。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通过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决定》明确规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是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党领导一切”第一次在党的正式文件中出现。
　　应该说，经过20多年的革命斗争实践，关于“党领导一切”的根本原则和理论正式完备成熟。
　　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根本原则的指导下，领导中国广大人民相继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胜利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历史反复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根本点，是中国社会稳定的最大压舱石，绝对不能有丝毫动摇。
　　刚才，我讲的是一个方面，就是“党领导一切”是有其历史逻辑的，这是大的、宏观的方面。对党员个人来说，必须“对党忠诚”，这也是“党领导一切”的应然要求。从党诞生之日起，无论在什么时候，“对党忠诚”始终是不变的要求。新中国成立之初，做过一次普查，从党成立之日算起，全国为革命牺牲的共产党员和仁人志士共有2100多万人，平均每天有2000多人为革命壮烈牺牲。这些残酷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只有建立一个严密的政党，只有党指挥一切，只有党员对党绝对忠诚，党才能有强大的生命力，才能生存下去。
　　这里，我们共同来梳理一下出席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的不同人生。
　　第一类：践约信念，奋斗终生。包括：毛泽东、董必武和王尽美。毛主席和董必武是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的领导人。济南代表王尽美1925年因肺病逝世，年仅27岁。
　　第二类：英勇献身，视死如归。包括：何叔衡、邓恩铭和陈潭秋。何叔衡在1935年从江西转移到福建时，遭遇敌人，壮烈牺牲。邓恩铭1928年因为被叛徒出卖、英勇就义。陈潭秋1942年被新疆的军阀盛世才杀害。
　　第三类：性格倔强，身离心仪。包括：李达、李汉俊。李汉俊因为和张国焘发生矛盾，渐渐脱离了组织的活动，1927年12月被军阀杀害。李达因与陈独秀意见不合，又不满张国焘的行为，在1924年9月脱党，建国后重新入党。
　　第四类：误入歧途，迷途知返。包括：刘仁静、包惠僧。刘仁静因进行托派组织活动，1929年被开除出党，后投靠国民党，解放后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包惠僧南昌起义后与中共脱离组织关系，后恢复国民党党籍，1948年离开国民党，新中国成立后，从澳门回到北京。
　　第五类：投敌叛党，下场可耻。包括：张国焘和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另立中央，投奔国民党，成为叛徒。陈公博支持陈炯明叛乱，被开除党籍，后随汪精卫投敌，成为第二号大汉奸。周佛海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投靠蒋介石，1938年随汪精卫投敌。也当了汉奸。
　　从中共一大13位代表的不同人生，大家也能看到，有7位代表并没有完全做到服从组织、执行党的决定，这也说明早期我们党组织的纪律性并不严密，给党后来的发展壮大埋下了隐患，特别是在面对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时，容易出现问题党史上的2个典型叛徒。顾顺章：被称为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长期在上海负责中共地下活动，4月24日被逮捕，没有严刑拷打，也没有威逼利诱，就叛变了，以至于上海等地的地下党机构几乎完全被摧毁，多人被捕遇害。向忠发：中共第三位总书记，1931年6月22日被捕，立即叛变。从这个时候起，党开始意识到严密的纪律性和组织体系的重要性。1927年，时任全国铁路总工会书记的王荷波，以党代表的名义向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提出议案，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立，也就是今天中纪委的前身。五大闭幕后不久，《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首次提出：“严格党的纪律是全体党员及全体党部最初的最重要的义务。”这是中共首次把纪律提高到党员和党组织的“最初的、最重要的”义务的高度。
　　当前，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如果广大党员干部不能做到对党绝对忠诚，不能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就会严重影响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我们党就难以战胜各种风险挑战，难以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近年来查处的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孙政才、令计划等人看，他们政治野心膨胀、权欲熏心，对党不忠诚、做人不老实，是“分裂党、背叛党、破坏党、损害党的反面典型”。我们都要引以为戒，时刻保持自警自醒自戒，做清醒人、明白人。
　　二、“两个维护”的历史依据
　　大家知道，“两个维护”是指“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我们一直要求大家要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但“两个维护”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如此重要？为什么必须坚持？我想，每一名党员都应该有清晰的认识。
　　事实上，一切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从来都十分重视在党内建立有能力的领导集体和领导核心。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就指出：“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两个维护”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集体都必须有一个领导核心，对于这条党的建设规律，我们党有很深的体悟。
　　第一，“两个维护”关乎党的事业成败、关系党的前途命运。早在中共二大时，党章就明确规定：“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这是我们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最早的表述。但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前，由于党的领导经验不足，中共还没有形成成熟的、有能力的、有权威的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
　　从1927年“八七会议”到1935年遵义会议，“左”倾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带来了严重损失。在这一时期，出现这些“左”倾错误、导致这么多挫折的原因是复杂的，但其中非常突出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真正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由于没有一个成熟的党中央，1930年，我们党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开始了伟大的长征。可见，缺乏有能力的领导集体就意味着革命失败，这也是党的事业屡遭挫折甚至面临失败危险的重要原因。在长征过程中，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因如此，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
　　我们说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就是因为历史的经验、历史的逻辑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坚强的党的领导核心、成熟的党中央的领导对于党的事业的成败、党的前途命运是多么重要。
　　第二，“两个维护”是党的政治建设的历史经验总结。维护党的核心和党的团结统一，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原则。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发扬党内民主使全党智慧充分发挥出来，全党智慧必须得到正确的集中，而领导核心就是集中集体智慧的“大脑”和“枢纽”。“两个维护”是我们在历史和实践中总结出的党的建设的重要原则，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能否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与我党兴衰成败休戚相关。
　　刚才讲到，遵义会议“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但不是“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确立毛泽东的核心地位，还经历了一系列重大考验。如上面我也讲到的，张国焘在“北上”还是“南下”问题上与中央产生分歧，后悍然率军南下，另立“中央”，给红军主力胜利会师带来严重影响；1937年11月，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从苏联回国后，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不尊重、不服从中央领导，试图以个人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与中共中央公开分庭抗礼，在党内导致了严重分裂，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
　　正是在同张国焘、王明错误的斗争中，全党进一步认识到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和维护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的极端重要性。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深刻指出：“鉴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应该说，遵义会议和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分别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政治路线，延安整风所形成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巩固了这个政治路线，而德才兼备的组织路线和党的群众路线保障了这个政治路线。当几大路线汇为一体形成党的路线体系时，党中央和全党的领导核心就自然形成，实现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空前团结和统一，为组织和保障全中国人民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争取光明的前途提供了最强有力的领导保证。
　　历史证明，在革命、建设、改革时期强化党的领导核心、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党的事业就会兴旺发达。可见，向党的核心看齐，向党中央看齐，这是我们党通过自我革命得出的加强自身建设的经验结晶和规律总结。
　　第三，“两个维护”，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内在要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进行了一系列高屋建瓴的顶层设计和重大战略部署，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到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再到进行“四个伟大”，实现中国梦的路线图不断清晰。在此关键时刻，为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做到“两个维护”最为关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形象地比喻：“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只有如此，才能“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同时，维护党中央权威，还必须维护党中央领袖权威，我们需要“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领袖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扬帆起航、乘风破浪，一步步走向胜利。习近平总书记正是这个时代的核心领袖，是把准梦想之舵的坚强舵手，是凝心聚力的坚定力量。当前，从中美贸易摩擦、香港局势，等等，可以看出，斗争形式依然严峻，没有坚强的领导核心，是不行的。
　　所以，只有始终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决维护“核心”、捍卫“核心”，保证全党令行禁止，形成思想和行动高度统一的整体，才能在党的带领下形成最大合力，勾画最美同心圆，奋力谱写新篇章。
　　“两个维护”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有着丰富的实践性。就我们每个个人来讲，做到“两个维护”？就是在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深刻领会、准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以观察事物、判断形势、分析和解决问题，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始终保持高度的政治警觉性和政治敏锐性，坚定政治立场，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始终与党中央同心同德，对党中央绝对忠诚，真正做到在政治上信得过、过得硬、靠得住；在组织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任何情况下，都自觉置身于党组织之中，时刻牢记党员的义务和责任，充分相信组织、信任党中央；在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自觉向党中央看齐，向习近平总书记看齐，向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方略看齐，把“四个意识”落实到一言一行上、体现到本职工作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把党史当作一门必修课学好、学深、学透，不仅是落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回望历史、激发担当、新长征路上重整行装再出发的一次心灵洗礼。
　　树高千丈有其根，江流千里有其源。我们学习中国共产党党史，再联系中央组织部部史，深入思考组织工作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文化逻辑，不断从中汲取智慧和营养，才能够深刻地认识到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是何等的庄严、神圣，才能从内心深处礼敬这项事业、珍惜这个身份。(yqm)<\/td>"); document.writeln(" <\/tr>"); document.writeln(" <\/t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