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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王安忆笔下的女性思想

　　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文学创作呈现出了“百花竞艳”的多元化格局，女作家们以细腻的笔触对女性的日常生活、情感、欲望进行描写，使文学对人关注的中心点产生了根本性的位移，实现了对男性霸权的一种颠覆。随着女性文学的发展、繁荣，女性文学未来的走向应尽早过渡到两性对话阶段，这也许是女性文学创作今后的发展方向。
　　90年代女性文学创作研究综述：可以说，新女性文学才成为中国文学界、学术界一个类型化的话题与课题。新女性文学的崛起，离不开女权、女性意识的觉醒。当代新女性文学的代表作家有张洁、王安忆、池莉等。她们都有曾经或毕生致力于“非个人的”、社会性的文学使命。比如池莉说过：“我的准则是为人民而写，我的希望是能够沟通更多人的心，我的目的是让我们都生活得更好一些。”应该看到，王安忆女性文学创作所体现的是采取了既“介入”的状态，又采取叛逃的姿态，这取决于她们面对世界不同的侧面和方向时所采取的立场。
　　在我认为，王安忆小说中的女性都是聪敏的，但或多或少都对贵族生活有种向往，你不能说是浮华的虚荣，放在现在那都叫品位、都是主流社会向往的，是上层阶级才有的。但是在现实中，一个女人过于追求那种氛围，就很容易流于世俗之中无法自拔。还记得《我爱比尔》里的阿三，她一直想要的不过是个爱自己的男人和一份从容的生活，然而在追求幸福的时候，世事往往是走向了另一个方向。我们以为奔向了天堂，实际上全都跑向了相反的方向。
　　传说中，女性的悲剧最初出自动物的特性——体力上弱势。体力上的不如男性使得他们在寻找食物与相互争斗中处于劣势，最后，随着繁衍后代技术的提高，女性的地位愈发下降，最后干脆群体的不反抗，再衍生取悦男性和少数的反抗者。这样，一部由男女两性共同组成的人类发展史，实际上成了一部男性话语史，强大的男权文化意识浸染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女性便被剥夺了话语权。正如西蒙德波伏瓦在《第二性》中指出的那样：“菲勒斯做为君临一切的化身，将女性贬为一个他者，女性始终是‘沉默的羔羊’成了一个‘失声集团’没有了自己的心声、话语习惯及价值观念等，一切都处在男权话语的阴影之下。”
　　男权社会为女设置了种种标准，而经过漫长的历史和不断的重复，这些标准在女性方面却已经成了“本能”相应的“家”就成了她们的社会位置。而男人将女人定位于“家”内，给他们分配了这样一方温暖与安定的宁静之隅、使她们免受外部世界的腥风血雨，却又是以美貌、贤淑这样等诸多标准作为前提的，于是，美貌和贤淑又成了女人们修为的目标。这样，女性虽然可以借助男人的怜香惜玉作为人生的通行证，其命运却是牢牢掌握在男性手中的。这种被动性固然会带来一时的安逸与快乐，却是以撤消自身空间为代价的。而她们作为人，又必然还是需要有社会性的角色的认同，也要求有作为自然性方面的实现，她们有生命本能欲念的冲动，有追求浪漫激情的生活的欲望，有追求情爱、灵肉合一的爱情要求，有追求自身价值充分实现的愿望。
　　这样，她们要获得“自我”的生存，必然要对抗某种秩序，暨越某种游戏规则，在对抗中，又会陷入二难境地无法自拔。一方面，为获得意指优势，他们必须苦心孤诣地与男人的意志相较量；另一方面，作为女人，她们又无法摆脱：“家”的安适、对男性的爱恋、身心依附和灵魂厮缠。这样，女人的命运就好比被缚茧中的“蛹”，在漫长的化蝶煎熬中，经历着自毁与自救的可能，成则成蝶，毁着为蛹，但无论何种结局，这种没有选择的选择却已是命运的悲情。
　　一、女性的自我危机感
　　（一）自我认同的心理学解释
　　依据个人的经历所反思性的理解到的自我，它具有强健性与脆弱性的双重性质。强健性是指在个人活动的生活环境中，自我认同感能够维持个体的坚定与执着，并能承受一定的张力；而脆弱性是指自我认同本身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现实生活中，倘若它本身与大环境相悖，则必然导致悲剧。
　　（二）小女人的自我沦陷
　　王安忆作品中的女性，从王琦瑶到陈传青再到米妮、阿三，无不存在强烈的自我性别认同危机，无论是王琦瑶的矜持安宁的接受，还是陈传青、米妮、阿三的清醒痛苦的游戏，一律是难以诉说的悲悯。
　　在当选“上海小姐”之前，王琦瑶是个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聪明、琐碎而传统。她将一身的智慧与经历，都投入到了琐屑的生活当中，小小年纪，便和母亲套裁衣料、陪伴探亲，成年的她，更是对旗袍的样式、点心的花样、咖啡的香味等津津乐道。“上海淑媛”的声明雀起，虽然让她意识到自己的美丽与不俗，也浅尝了这个城市的声色仇怨，但王琦瑶骨子里头毕竟还是从前的王琦瑶。“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的坚信不已让她的梦想仅仅止于一个富足安适的家，但她却不在乎，这一条路却是与整个社会传统相悖离的路，一旦踏上这条路就注定了她必定承受一生的艰难。在遭遇李主任垂青的日子里，她在一刹那间还作过“花好月圆，长聚不散”的美梦。她胜利的进入“爱丽丝”公寓，开始了“金丝雀”的生涯，倘若真是一劳永逸，长长久久变也罢了，毕竟即便在这个城市遭受巨大政治风暴的时刻，王琦瑶也还是舒适的，她悄悄享受着一个女人的被动所带给她的怜香惜玉和小康生活：搓搓麻将、制作点心、盘算聚会的花样。不料要员罹难，幻梦一场的王琦瑶，最终要伴随自我认同的脆弱性，在次疲惫的回归外婆家中，承受说不清的创伤与戒惧。尔后的她，宿命感更甚，这使得她在新旧交杂的时代格局下貌似平静的生活在自己才知道的悲欢里，没有太多情天幻海的罗绸奇怨，也谢绝天长地久的等待。在与康明逊的情爱里她默认了不能长久的悲剧结局，这使得她在怀了康的孩子以后也并没有到康家去闹去争，而是自己一个人顶着。表面上看，她时时寻求一种平衡，以凡事的不争强好胜、不张扬时时为自己留着后路。而事实是：她默认了作为女人的生活，默认了命运对她的所有安排，而她的生活，也因为放弃权利的追求而黯然失彩。
　　（三）知识女性的自虐
　　如果说，王琦瑶是上海弄堂造就的“小女人”，那么陈传清、米妮、阿三等则是走在对男性痴爱与抗争边缘的女人。她们在与男性的相处中，丢失了自我身份，逐渐沦为理性的他者、自我的他者，因而陷入自虐式执着与自虐式牺牲的生存窘境，无法自拔。
　　米妮们本是聪明的女子，头脑冷静，富于理性。米妮工于心计，善于攫取阿婆的钱财；阿三的画清新脱俗，事业上前景广阔；陈传清将家庭设计的像宾馆一般舒适、安逸，显示出非凡的创造力。但她们却一律对男人表现出空前的虔诚与崇拜，哪怕被遗弃受欺骗也不肯更改人生奋斗的目标，亦或修正生存的理念。陈传清为珍惜、享受来之不易的家庭生活，为了家庭的和谐稳定，放弃了自己的社会角色，长期告病在家伺候丈夫，操持家务，家庭、男人为轴心旋转。这实际上宣告了她自动放弃与丈夫平等的地位而滑入从属，跌进传统女性的生存空间，为自我空洞化自掘泥坑。遗憾的是，对事实上的边缘地位陈传清缺乏自觉，相反，为了坐稳边缘人的位置，她再次自掘坟墓地拼命提升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改写丈夫古子铭的形象以确定自己在家庭中并非中心却自以为中心的地位，并以迫使丈夫服从改写和因之获得风流潇洒的外表加上原有的物质条件、社会地位来确定自己的社会地位，这是传统男权社会中妇女的价值观念。不幸的是，陈传清现代社会中的知识女性，虽然也追求自身的价值，但仍难以挣脱传统的价值观念的禁锢，最终自食其果。再说米妮，十多年来米妮每一次与阿康吵架，都会主动让步，离婚后还与之保持性关系，为他甚至当贼做妓女。阿三听命于比尔谦逊的要求，旷课打工为二人的幽会场所付房租，为比尔抛弃学业，牺牲前途。她们都把服从男性作为神圣使命，一切从男性的利益和意愿出发，弃绝一切正当的权利和合理的本己性要求，自贬为第二性，以自虐方式屈从男权，呈现出她们在自我身份认同中的异化景观。
　　二、女性对爱情的依附
　　女性主义认为：“所谓‘爱情’，不过是男权文化造就女人的一个神话，一旦女性把它视为体现自我价值、确立自身地位的取向，纳入男权社会秩序，就成为女人的一种自觉行为。”换句话说，爱情中融入女性太多平等自尊的渴望，但同时又隐含着她们对男人依附和对男人庇护的期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爱情之于女人既是自救也是自毁。
　　（一）将命运完全交付的爱情
　　《长恨歌》中的王琦瑶又何尝没有爱情。她也曾一度被李主任所征服王琦瑶紧紧的“攫住了她”，她等待他“将她的命运拿去——给予不同的负责”。但女人对于李主任来讲，“还是那么不重要”。而王琦瑶要的却是李主任的负责，渴望在李主任的庇护下生活。她在这一刻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他，把爱情视为体现自我价值的东西，仿佛只有李主任的爱，才能激活她更为鲜活的生命。对于康明逊的爱虽然其中夹杂了有哀有乐的利益之心，却也是爱的深沉，愿意为眼前的快乐付出一切的代价，最后她宁愿以萨莎作为替罪羊隐瞒孩子的身世，也要保全康明逊的名誉与前途。但拜伦曾说：“男人的爱情是男人生命的一部分，而是女人整个生命的存在。”男人与女人对爱情的不同付出程度其实已经宣告了女性在爱情中的悲剧身份。
　　（二）逐渐丧失自我的爱情
　　陈传青米妮等人虽然在一些方面表现出沉静的思考能力，但是对心爱的男人却放逐了一切健全的理智与判断，在两性关系上执迷不悟，把男人视为最高价值，在爱情生活中逐渐丧失了自我。她们都是性情狂热的女子，渴望浪漫而神圣的爱情，米妮许多年想的只是爱阿康，为阿康不可思议的魔力所诱惑，“心甘情愿的输给他了”。阿三十年里一直想的是“我爱比尔”，情愿做他的一根肋骨，对他的爱刻骨铭心、永难逝去；陈传青觉得与老古的婚姻是她三十八年来才“体会到生命与生活的全部意义”。她们对工作没有倾注多少热情，不愿为赢得一定的社会地位而努力，对意中人却是积极主动、全身心投入的去爱，她们把爱情对象当作生命的救赎、人生的信念、生存的依托。而阿康之流却只把她们当作情感的临时停泊地，把女性等同为没有思维、感觉和灵魂的物，践踏了其感情和人格。阿康高兴时，与米妮打趣逗乐，把她看作锻炼智慧的游戏机；愤怒时，斥骂她为“鞋底”，诋毁她的形象。比尔则视阿三为性的符号和工具，是欲望的化身。他称阿三为“九条命的猫”，把她作为充满诱惑力的性感尤物加以把玩欣赏，他来去无牵挂，并不因为阿三的肉体和精神上的付出有任何良心上的谴责和负累。但米妮们却痴心，痴爱的结果让她们饱受自虐与他虐之苦。在这里，“爱情其实就是一种虐待”，爱情将痴情女子变成了受虐狂。她们爱的过于专注，过于执着，既看不到对方的任何弱点和人性的丑陋之处，也不尊重自己的价值和人格；既不关注我、自我前景如何；又漠视多种幸福的可能性。她们把那个所爱的男人看作是自己最高情感指向和生活指向，赋予极高的威望，以确保自己的未来幸福、终生快乐。但事实上她们又生活在极端的痛苦里。她们是轻信盲爱的，匮乏对爱情对象的清醒认识、全面衡量和深切体悟。仅仅凭借一股信仰一样的狂热力量，就把男性等同于信念和真理。
　　对爱情自虐式的追求呈现出女性精神世界的苍白与狭隘，情绪上的偏激与失控。她们疯狂的追求爱情，甚至为此放弃更为明智的生活抉择，开辟广阔的自我前景，而是由情感泛滥、吞没自我、失去主体身份和价值诉求。这是王安忆笔下的女性爱情悲剧所在。
　　这些女人们，原本是想依靠爱情构筑更为绚烂的人生，却跌入男权观念的传统而导致自我的迷失。爱情，就像男人给女人准备的一朵水中之花，固然美丽无比，却终是可望而不可及。
　　三、女性对性的抗争
　　曾经有人提出：假如把社会、历史、文化等外加因素从两性关系中剥离下来，抹去男尊女卑的精神暗示，性之于男女就应该是平等的了。
　　爱西蒙·德·波伏娃说：“因为男人是世界上的统治者，他的强烈愿望的表征，性能力强的男人被说成是强壮的、有势力的——暗示着活跃和超越，但在女人一方因为她只是件‘物品’，她被形容为‘温暖’或‘冷感’，也就是说她表现的将永远是被动的性质。这是基于男权文化传统下的观点。
　　（一）反叛式的性爱
　　王安忆作品中的女人，大多在性行为中不仅仅成为男子泄欲工具的被动角色，他们在性爱中有自己的心态和角色意识，使积极主动的，并不比男性弱。而更多的女人，通过性爱感受了生命，认识了自我，触摸了现实。譬如李小琴，譬如妙妙，再譬如金谷巷女人。他们更珍视的是自己的心理感觉和体认，它们完全没有父权制社会里许多妇女共有的那种对异性爱的恐惧感，相反，她们都怀有一种强烈的献身色彩，而这种献身，绝不同于传统女性的奉献，而是对父权制文化秩序进行反叛的一种性爱手段。而恰恰矛盾的是，她们在性爱中摆脱了弱势，而最初又大多却是以提升自己的地位与尊严为目的的，这样，无论她们怎样的强势，却总还是诉说了悲剧。而诸如李小琴式的女人，与男人之间开始也只是性战，而单纯的性，如果无法上升到精神层面，没有了共同的话题、精神的交流，那么，根据爱西蒙·德·波伏娃的观点，变丧失了与男性平等相处的可能性。
　　《岗上的世纪》中的李小琴，是性战游戏的始作俑者，她从心理和意志上击跨了杨绪国，促使他与自己完成了性爱游戏，在征服过程中的李小琴，在本能在寻求中，逐渐发现了生命本体的欢乐和意义，对杨产生了肉体的依恋和需要。“他就像她的活命水，自从他们暗底往下来，她的身体就好象睡醒了，又知冷，又知热，她的骨骼柔韧异常……她的皮肉像是活的，能听话也能说话，她的血液流动，就好象在歌唱。”与杨绪国的性爱激活了李小琴的生命，同时她在整个游戏中一直掌握了主动，但李小琴的性的初衷却是为着改变农村插队的黯淡处境，她抛出肉体便已经意味着她部分的把自己当作物品，当作男人的泄欲工具，而丧失自我，这样她本身也边缘化了。而另一方面，即便他们最后已经丢弃了现实生存中的利害，成为彼此完全的生命欲望的宣泄，甚至由绝望于行将分手而由欲升华于情，但经历了岗上的七天七夜，杨绪国还是要回归妻儿身边。这样，平等的两性关系在王安忆的理念中终于还是一个海市蜃楼般的心灵梦幻。
　　（二）现代意识的性体验
　　妙妙是一个偏僻小乡镇招待所的服务员，信息时代的电影电视激发了她原有的独特的审美能力和心高气傲气质上的热烈向往。于是她靠“自己的身体”去实践所谓的“现代意识”。她的性，也不过是作为对无法到大城市去而用自己的身体来体验外界、靠近她所追求的文明、高雅的一种手段。
　　再说阿三，她通过性爱的感觉、性意识的觉醒和逐步成熟来体验世界，她内心的情愫都表现在她的性爱方式中。但促使她走向与外交官性爱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作为一名在校的美术系的大学生，在没有其他能力之前，她只能靠卖画来维持体面的生活，而不健康的美术市场与并未达到的美术创作才华，又能支撑这种体面的生活多久呢？艺术追求与文化追求的最后归宿只能够落在爱情追求上，即试图通过爱情和婚姻的接通，从而达到获取生存，进而实现艺术理想或人生理想的目的。于是她甚至用“形”的西方性趣味来笼络比尔。而对比尔来讲，阿三不过是他东方性之旅的一个过程，是他充实自己生命的一种体验。尽管阿三深爱比尔，但比尔还是撇下她远走高飞了。
　　而在旁人看来，阿三、妙妙、李小琴的行为都属离经叛道，必定以生命或荣誉作为代价，他们的依靠性战的挣扎，这种平等关系必定是脆弱的，必定以悲剧告终。
　　四、韧性的魅力
　　在男权文化的统治下，女性无论是对命运的矜持安宁的接受，还是依据爱情、性战所做的清醒痛苦的反抗，注定都要以悲剧收场。而在王安忆笔下的女性生存空间里，只有“韧性”二字构筑了女性永久的精神家园。
　　王琦瑶从一个上海弄堂的“小女儿”变成名噪一时的“上海淑媛”，在有政府要员的外室又回归最初的上海弄堂。繁华落尽后的她突然无所依傍的再次跌入生活的底层。但就是这个上海弄堂造就的小女人，梦碎了心却永远不死。短暂的疗伤之后，她蛰居平安里做了一名护士，以自己的劳力为生。可就是在如此单调刻板清苦寂寞的生活中，她却依旧耐心的活着，箱底旧日的好衣服又慢慢翻出来穿，还开始化妆，往昔的美丽又一点点收回。名利已是过眼烟云，情爱终成空幻，李主任、康明逊、程先生，这些男人一个个从她的生命中溜走，她的心一次次被撩拨起来，又一次次终于成空。“人都只有一生，谁是该为谁垫底的呢？”王琦瑶只有自己救自己。弄堂外是翻江倒海的革命浪潮，而她却总可以守着炉边自己的一片小天地，做几道可口的家常菜，精心准备下午茶、点心，一点一滴的把日子平静平和的多下去。
　　她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但她是真正懂得生活和生存的强者，她的生命中有一种韧性，能使她在最琐碎的生活中力经磨难而不折，她是一个生命力极其顽强的女人，和上海一样能忍受委屈。她在小事上很能妥协，在大目标上却决不妥协，眼看着没有路了，可只要一息尚存，就决不认输。她的一颗耐得住世事、经得起沉浮的“上海心”——平常心代言了上海这座城市的精神，在“柴米油盐”的琐碎中，呈现出一种“直面人生的独立、坚韧之美”。
　　这样的女人，以她的柴米生计，成为王安忆笔下最为亮丽的人生风景。她们用生命的韧性筑起了一座不灭的精神丰碑，宣告着女性的成熟，从而赢得了真正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
　　90年代应该说是女性写作的第三次高潮。这个时期，一方面社会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村”中的一部分，经济体制的转轨也已经把文学挤出了社会的中心舞台；另一方面，在改革的阵痛中，文学也借机完成了自身的回归，摆脱政治意识的束缚，进入了个人化的写作。因此，这时期的女性作家可以比中国文学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加自由地表现女性意识，并公开承认和坚持自己的性别立场，大胆地书写个人的女性经验，包括性、欲望和女性的身体。以王安忆为代表，彰显了“个人化写作”正是这时期“女性文学”的主要特征。让我们看到了女性文学创作的更自由化的前锦，女性，这个细腻敏感的名词，随着更多女性文学思潮的涌动，将在大众面前更赤裸地展现她们真实的精神世界。
　　九十年代，女性文学在西方女权理论的涌入，更是在自身的承传以及社会文化转型的历史契机这三者的遇合下汹涌成潮。如果说在这一特定年代，中国女性文学自身传统是种子的话，西方女性理论无疑是源源不断的水分，文化转型期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则如同温暖的春天、和煦的春风，于是，九十年代女性文学便发叶打苞，开出了绚丽、鲜艳的花朵。长远看来，九十年代女性文学作为一个开放、流动的时间段，它只是二十一世纪女性文学的一个短短的序幕；因此，我们对上述问题的思考，对整个女性文学的思考才刚刚开始。

参考文献：
90年代女性文学在中国文坛上占据了一定的地位，比较突出的作家有王安忆、池莉、张洁等。我选取了她们其中的几个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来具体分析其作品的主题，如王安忆的《长恨歌》和《岗上的世纪》、池莉的《来来往往》、张洁的《无字》等长篇小说。
另外根据实际情况我从以下参考文献中选择阅读。
1.吴义勤主编.中国新时期小说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2.乔以钢著.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文化探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张浩著.书写与重塑：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精神分析阐释.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6
4.林丹娅著.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
5．《女性文学周刊》  《现代语文文学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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