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性的减压方式不能治本
　　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和地区人均GDP进入1000-3000美元时期，是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凸显期”。因此，在这种时期，各种问题存在不可避免，而有体制性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个过程，甚至是一个不短的过程，才能协调原有体制与社会发展要求的“摩擦”。既然“远水解不了近渴”，重要的是寻找一些能迅速生效的“技术”性手段来缓解矛盾。
　　应该说，这种认识存在很大的偏差。将社会矛盾的多发归结为世界各国历史上的普遍现象，从而掩盖了中国社会矛盾存在一定的特殊性；静待以经济发展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可能错过机制变革、体制调整的最佳时机。同时，暴风疾雨式的革命已用巨大的成本教育了中国人民，基本不再处于理性的考虑之列，公众也可以理解“治疗顽疾”需要时间，但是需要看到变革的迹象，看到矛盾有逐步缓和的趋势或希望。如果现实生活中，贫富差距继续扩大，社会公平正义得不到保证等，那么技术性的减压方式还是解决不了体制缺陷带来的压力问题。
　　制度性减压的五个关键
　　在我看来，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增多的最为重要的原因是，部分社会体制的僵化和惯性，缺少足够的弹性来容纳、适应实际生活中经济结构、公民权利意识等向现代化的迅速转型。要真正解决目前中国的问题，需要多设“减压阀”，或者说，要全面建立制度性的社会减压方式。具体来说，有如下几个方面十分迫切和重要的工作要做。
　　第一，要调整社会利益关系，让改善民生构建社会稳定的基础。自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由于在社会分配公平方面缺乏必要的关注，分配体制中重国家轻民生，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问题上国家投入过少，体制内外的差距日益扩大；未能实现国民的平等权利和待遇，以城乡二元分割为代表的（但并不仅限于此）体制性不公平，造成不同“身份”公民的机会不平等；土地所有权等……